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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时代和马列主义时代观的几个现实问题

任卫东 · 2021-05-17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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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正在经历巨大的危机与混乱,历史正在转折,新的可能性已经出现。但转折不是自发的,转向哪里也不是宿命的,它需要自为的阶级去自觉地推动。

  关于时代和马列主义时代观的几个现实问题

  任卫东

  时代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复杂。经典理论在否定、歪曲和坚持中几乎面目全非,现实又对流行说法提出深刻拷问。时代问题像一颗被嫁接了无数次的大树,结满了不同的果实。为了搞清这究竟是棵什么树,我们只能从树叶往下看,研究树干乃至树根,然后找到真正属于它的果实。

  一、几个重要概念

  第一,时代主题及其转换

  在时代问题上,有一种说法很有代表性,好像对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的认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过去之所以出现错误,就是因为没能认识这个主题。例如:“应该说,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时,时代主题就开始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换,但自那时起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仍以为战争与革命是时代主题,没有认识到适应时代主题的转换,因而,国内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搞穷社会主义。”“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后,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没有认清时代特征、跟上世界潮流,进行深刻的改革与调整,反而变本加厉,在歧路上走得更远。这在中国,就是邓小平说的,对外搞闭关自守,对内搞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特别是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严重妨碍和破坏了经济建设。由于对时代判断失误和没有适应世界潮流进行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改革,社会主义实践在苏联和它直接控制下的国家遭到完全失败,在中国也经受严重挫折,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如同邓小平所说,不改革也是要垮台的。……邓小平理论的所有内容,都同对国际环境与世界潮流的观察和判断分不开,都是面向世界的结果。……因此,在谈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时,就无须过分强调‘在中国’三个字,不能低估它的国际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时代主题开始逐渐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到50年代末已基本完成。……正是由于否认或忽视和平与发展的客观现实,当时代主题已转换为和平与发展时还坚持战争与革命时代的观点和政策,才导致了世界社会主义的严重挫折。……提出和平与发展问题,并不像一些人说的只是作为奋斗的目标,而是明确作为对国际环境的正确认识、根据世界现状和发展趋势的时代主题提的。基于科学分析世界形势演变和正确总结经验教训,邓小平有强烈的时代感。时代发展的最重大的表现,是时代主题的转换。邓小平首先抓的就是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这就是他说的,‘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

  上文作者说1950年代时代主题就已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而且严厉批评当时的领导人没能认识到这个主题。但问题是,就算邓小平说的和平与发展就是上文作者所说的主题,那么邓小平当时又是怎么认识所谓的主题的呢?对此,我们不能不诚实地考察历史。1977年邓小平指出:“战争可能延缓爆发,可是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一方面, 我们要防备别人早打、大打。因为霸权主义者有疯狂性,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制造一件什么小事情,就可能挑起战争。”1982年邓小平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际上没有什么和平,大战没有打,但小战不断。” 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多次谈到战争的危险:“今天的世界很不安宁。在非洲、中东、西亚、东南亚,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受到了威胁和侵犯。苏联全力支持下的越南对民主柬埔寨狂妄地进行着大规模的军事侵略。欧洲也笼罩着战争威胁的阴影。人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各个地区动乱的主要根源是霸权主义的扩张。霸权主义如此猖狂地推行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不能不增加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不错,我们经常谈到战争威胁,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喜欢战争,而是因为战争的危险确实存在,这种战争的危险恰恰来自天天都在散布和平幻想和缓和假象的战争策划者。我们认为必须正视这个严峻的现实,不能像鸵鸟那样埋在沙里就自以为安全。”1979年2月邓小平会见埃及总统特使图哈米时说:“同1977年比较,世界形势不是更缓和而是更紧张了。新的不安和动乱不断出现……”当年8月邓小平会见美国副总统蒙代尔时说:“总的来看,(国际形势)是更动荡更紧张了,对别国进行干涉控制以至发动赤裸裸武装侵略的种种事实表明战争危险的因素仍在增长。” 1981年6月邓小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时说:“当前国际形势更加动荡、更加不安,危险爆发点越来越多。一切反对霸权主义好爱好和平的力量联合起来,可以对付各种困难局势,延缓战争的爆发。如果能够制止战争的爆发更好。”可见,直到1980年代初,邓小平仍然认为国际形势“国家紧张”、“更加动荡”、“更加不安”,对能否制止战争没有十足的把握,只是一个争取的目标。直到1983年,邓小平才对战争问题有了新的看法,说:“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1984年11月,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说:“讲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起,讲了好多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安安心心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还能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能确定我们建军的原则和方向。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毛主席那个时候讲战争危险肯定是毛主席讲的,但粉碎“四人帮”后讲战争危险肯定不是毛主席讲的,应该是邓小平自己讲的。事实上直到1980年,邓小平还认为“八十年代是个危险的年代”,说“八十年代的开端就不好”,“我们内部甚至估计,两霸战争布局在八十年代中期完成,因此那时候可能爆发世界战争。”所以,很明显,邓小平自己对战争危险的认识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这个转变大约是在1980年代前半期完成的,从邓小平自己的表述中也可以看到这个事实。1985年3月邓小平说:“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核武器谈判,外层空间武器谈判,看不出有什么进展。所以,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后来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1985年10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罗马尼亚客人时,谈到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转变时说:“你们1982年来时我们还没有转变,现在完成了这个转变。”前面提到的文章说1950年代末已基本完成时代主题转换,批评当时的领导人坚持错误时代观并导致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而邓小平有强烈的时代感,首先抓的就是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但问题是邓小平自己对战争危险的看法是什么时候才转变的,党的正式文件是从什么时候才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的,以及包括作者自己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在1950年代是怎么认识时代主题的。不顾历史事实,忽略历史过程,利用后来的提法,貌似先知先觉,人为地把不同历史条件下的认识对立起来,无非是为了否定过去。

  真实的历史足以说明问题。198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关于可以争取较长时间和平的论述比较多。例如:1985年邓小平说:“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1987年7月邓小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时说:“现在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短时期内不会打。当然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但是可以争取相当 长一段时间的和平。”事实上,毛泽东早在1950年就指出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中国可以放手进行建设。他说:“目前的国际情况对于我们是有利的。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线比去年更为壮大。世界各国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人民运动有了发展。……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中苏条约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地和较快地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又正在推动着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国民党反动派所散布的战争谣言是欺骗人民的,是没有根据的。” 1955年4月毛泽东同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谈话时说:目前美国在广大的中间地带,从东京到伦敦建立军事基地,把三百万军队中的一百多万人都钉在这些基地上,动都动弹不得。这不像是个打仗的架势。……目前的问题是和平还是战争?战争打起来,资本主义制度就会早些完蛋;如果不打,还可以多活几年。……美国有三百万军队,驻在世界各地却有一百五十万。这样把自己的力量钉死了,无法打仗。看样子美国现在是想霸占些地方,不一定就会打起仗来。只要有五十年的和平,我们便可进行十个五年计划。“现在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我们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我们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一定要争取这个和平建设的时间。十五年已经过了三年,再有十二年就行了。看样子是可能争取的,要努力争取。” 1956年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说:“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很明显,毛泽东在1950年代前期与邓小平在1980年代后期的提法没有本质区别。这说明毛泽东从来就没有忽略过和平,从来就没有放松过建设。所谓当时没有认识到主题转换的问题根本不存在,这只是一个人为制造的主观理念,因为那时既无主题更无转换。

  那么邓小平说的“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是什么意思呢?这是针对1960和1970年代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和相应政策说的。那时中苏关系剑拔弩张。苏联不仅频繁在黑龙江、新疆等地进行挑衅以至引发两国在珍宝岛发生激烈武装冲突,还在中苏、中蒙边境部署百万重兵,在亚洲构建针对中国的集体安全体系,对中国实施地缘政治包围,甚至考虑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中国当时面临的是现实的、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危险。面对这种形势,可以设想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会不进行战争准备吗?事实上,当时如果不积极备战,战争很可能就真的发生了。防止战争的最后手段就是让敌人知难而退。如果对在那种情况下采取的备战措施都要指责,那就不是认识问题了。邓小平说转变认识不是因为当时错了,而是后来不需要了,因为中苏关系1980年代中期已经明显好转了。再看整个世界形势。那是是一个风起云涌,激烈交锋,剧烈变革的年代。不仅两大阵营的全面对抗一再升级,局部战争此伏彼起,世界维持着脆弱的恐怖和平,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也从根本上改变着世界格局。此外,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世界范围的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反战运动,发端于法国,席卷西欧,以“再创一个巴黎公社”为口号的民主革命运动等等人民运动猛烈冲击着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出现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认识。世界大战一结束就说和平成为时代主题,这种思维似乎有点太过简单。战争结束之后当然就是和平,这是连瞎子都看得见的现象,把这种现象上升为时代主题不知能说明什么问题。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发生发端于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而直到1987年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才首次出现“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表述。在此之前根本不存在世界主题、时代主题之类的概念,更谈不上转换。也就是说,没有认识到主题转换是个伪命题,因为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是否认识到什么,而在于究竟发生了什么;不是主观认识问题,而是客观现实问题。

  第二,主题等于特征?

  时代主题概念出现后,相关论说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将时代主题与时代特征相混淆。例如:“在当代国际形势的新判断方面 , 首先是邓小平较为及时地认清了当今时代特征的变化。他于1984年10月31日在同外宾谈话时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 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到1985年3月4 日在同外宾的谈话中更明确地讲到‘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就是说和平与发展已取代战争与革命变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当今时代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时代,其主题或基本特征是和平与发展。”“时代性质是由时代主题或时代的基本特征决定的。据此,根据不同的时代主题,20世纪大体可分为两个时代。上半期被称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由于这个阶段的时代主题或基本特征是战争与革命,所以通常又称为战争与革命时代。……20世纪下半期的时代主题和基本特征变为和平与发展,世界也就进人了和平与发展时代。……时代发展的最重大的表现,是时代主题的转换。” “(邓小平)后来又经过进一步的观察和分析,也吸收了学术界有关的研究成果和建议,遂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式提出了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作为世界主题和时代特征。”

  在上面这些例子中,主题、特征乃至问题全都混为一谈了。无所谓吗?肯定不是,这在逻辑学上属于偷换概念,会造成思想认识上的混乱,从而使问题不限于逻辑学。实际上,主题和特征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按词典的解释,主题是“文学、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中心思想,是该作品思想内容的核心”,或者“泛指谈话、文件、会议等的主要内容”。而特征是“可以作为人或事物特点的征象、标志等。”可见,主题是主观的,特征是客观的;主题是要做的文章或要强调的问题,而特征是现实情况。把主题和特征划等号在逻辑上属于偷换概念,在政治上属于混淆视听。1980年代中期提出和平与发展这两个问题的邓小平从来没有把它们当作已经存在的时代特征,而是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到了1990年,邓小平更是明确强调“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为什么在时代问题上言必称邓小平的某些人非要曲解邓小平的本意呢?此外,历次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在谈和平与发展时从来没使用过特征这个词,用的全是主题。下述说法是极不严肃的:“十四大和十五大还都把当今的时代特征明确界定为和平与发展。这就表明,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时代,因为时代性质只能由时代特征决定。……作为时代特征的和平与发展,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说它们反映世界历史一定阶段的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二是说它们符合世界人民和各国的共同利益,因而是全世界进步力量和人民群众以至多数国家为之奋斗和努力争取的目标。”中央政治报告的表述是一种很有分寸的做法。邓小平谈和平与发展时用的是问题这个词,而且强调这两个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所以,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提出主题这个概念未尝不可,我们也只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主题。但非要把问题说成特征就值得注意了。其效果无非就是证明前三十年的时代观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一切都是错误的,从而人为地制造两种时代观的对立。

  第三,性质还是特征?

  另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用时代性质这个概念给时代下定义。例如:“时代性质、本质是由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或根本矛盾规定的,时代观必须反映基本矛盾或根本矛盾的性质、状况及其趋势;时代主题或基本特征是由世界主要矛盾规定的,时代主题或基本特征鲜明地反映着世界主要矛盾的发展和变化;而世界主要矛盾根源于基本矛盾,是基本矛盾的展开和具体化。……只有认识清楚历史大时代性质、本质,才能具体认识这个时代的主题或基本特征。……邓小平理论在时代问题上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正确把握了时代主题的转变,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成为时代基本特征的时代主题观,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时代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新境界。”“不能以时代的特征来界定我们所处的世界历史时代的性质。……在我看来,‘时代的特征’与‘时代的性质’无疑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但决不能因此而把这两者混为一谈。……综上所述 , 只有正确地区别‘时代的性质’与‘时代的特征’,把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视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占据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才有可能进一步全面、准确地把握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由以产生的世界历史基础 。笔者强调把握‘时代的性质’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时代的特征’。只有正确把握‘时代的性质’,才能进而全面认识‘时代的特征’;但另一方面,对‘时代的特征’的科学考察,又可以使我们从动态上全面把握‘时代的性质’。只有把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和把握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由以产生的世界历史基础。”

  有点云山雾罩,不是吗?时代性质着实是个令人困惑的概念。遍寻原著,在时代划分上,未见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使用过这个概念,他们总是用特点、特征来说明时代的本质。例如,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在劳动资料中,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比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如管、桶、篮、罐等,其总和一般可称为生产的脉管系统)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在著名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马克思指出:“因此,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列宁同样强调了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在分析帝国主义的实质时,列宁用的也是特征。他说:“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的实质。”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由此可以明确地看出,马列主义是用特征来定义和划分时代的。马克思、列宁都是理论和学术大师,他们恐怕不至于词汇贫乏或犯混淆概念的逻辑错误。马克思和列宁在这里所说的特征,就是时代的本质。从一部经典辞典中,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佐证。《简明哲学辞典》的“定义”词条是这样说的:“对事物的本质特征或概念的内涵和界限的确切的逻辑的规定。” 这就是说,给一个概念下定义,用的正是这一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事物的“根本特征”、“基本特征”、“本质特征”所反映的就是事物的本质。时代问题的核心就是给各个不同的时代下定义,比如“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时代”等等。时代划分是以不同时代的定义为基础的。没有“亚细亚”、“古代”、“封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等这些概念的定义,我们如何划分时代呢。而定义时代就是要找出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实际上,时代是个时间或历史观念,指的是具有某种特点的时间段,就像四季一样。季节有什么性质?划分四季不就是依据冷热干湿这些特点、特征吗?还需要在这些特点、特征之外再找出其他的所谓的性质来定义四季吗?所以,在时代问题上,我们没必要去制造、使用太多的新概念,关键的问题就是明确说明这是个什么时代,而不是把问题弄得越来越难以捉摸,以达最终令人不知所云之功效。当然,列宁在谈时代时也确实提到过性质。他在批判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时说:“在这个时代里,没有一个,确实没有任何一个欧洲的资本主义大国能够逃脱现代民主派内部的两个彼此矛盾的流派的斗争。虽然一般说来这一时代带有‘和平的’、‘停滞的’、死气沉沉的性质,但是上述斗争在每个大国里有时表现得十分激烈,甚至导致分裂。”显然,这种“性质”不是划分时代的标志,也不是时代的本质,只是某种非本质的属性。

  此外,将时代性质和时代特征加以区分、并列使用还给另一种逻辑错误创造了条件。例如:“所谓‘时代主题的转换’讲的就是‘时代特征’的变化。在20世纪,‘时代的特征’发生过两次大的变化:一次是发生于20世纪初的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由资本主义总体和平发展到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武装冲突与无产阶级革命的转变。……第二次是由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向和平与发展时代的转变。”“因此,当今时代的性质本质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其基本特征或主题先是战争与革命,而后是和平与发展。” 总之,抽象地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说成是所谓大时代的性质,然后再具体地把和平与发展说成是小时代的主题或特征,这是当前有关时代问题的一个近乎标准答案的说法。可问题是,具有这个性质的大时代的特征是什么?同一个时代中竟然能发生两次大的时代特征的转变?时代特征都变了,那这还是同一时代吗?难道确定了一个所谓的时代性质之后,时代特征就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且可以多次改变?一个时代没有一个统一的特征吗?实际上,搞这种概念无非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但它引起的矛盾恐怕比解决的矛盾更多。所以,不能随便制造和使用概念,时代就是用其本质特征来定义的,我们必须诚实地面对时代的本质特征,并防止把时代中某个时期的特点当成时代特征。那么究竟应该怎么认识时代呢?这需要我们回到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理论,因为不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不可避免地目光短浅。

  二、马列主义时代观的几个具有突出现实意义的要点

  第一,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核心概念

  具体问题多种多样,但归根结底就是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此需要研究基本理论。实际上,当前一个突出的现实问题就是,我们的时代观究竟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历史尺度和理论基础上。为此,我们需要回到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去探寻理论本源。

  人们可以用无数种尺度去划分和定义时代,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尺度是什么呢?那就是生产方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简明扼要地说就是,时代是以其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命名和定义的。生产方式主要是指生产工具和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马克思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这段话特别集中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视角,那就是生产方式变革对社会形态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更具体地说就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段话表明了生产方式对社会生活的决定作用。马克思说,这就是“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有关社会发展的根本着眼点就是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形态,具体地说就是由生产力发展引起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革,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最根本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不同于其他时代观的根本特征。对于马克思的这个有关社会发展、时代变革的基本思想,恩格斯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虽然《宣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指出:“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 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通过以上叙述,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基本思想,充分感受到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理论深度。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很清楚,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的时代,这就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时代背景。因为,直到现在,在世界范围,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导地位没有消除,世界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没有消除。非但如此,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土崩瓦解,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公然换旗就是暗自转轨,以至于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和很大范围内基本上只剩下一个概念。但是,尽管社会主义遭到失败,尽管无产阶级革命的果实丧失殆尽,但历史不会终结。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它的最高阶段,向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过渡的问题已经成为历史进程中的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尽管可能几次三番从头再来。列宁时代观揭示了这个必然性。无视这个必然性就必然成为历史的尾巴。

  历史上各个主要社会形态的发展大多以千年计,资本主义恐怕也差不了太多。但到了列宁生活的时候,资本主义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那么什么是帝国主义呢?列宁指出:“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最新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是最大企业家的垄断同盟的统治。”也就是说,历史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时代既然以帝国主义来命名,那么帝国主义必然成为世界全部政治经济形势的基础。“目前整个国际形势的基础就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的这个新的、最高的和最后的阶段到20世纪已经完全形成了。大家当然都知道,帝国主义最突出、最本质的特征就是资本达到了巨大的规模。大规模的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极少数资本家有时能把一些工业部门整个集中在自己手里;这些工业部门转到了往往是国际性的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联合组织的手里。因此,垄断资本家不仅在个别国家内,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在金融方面、产权方面、部分地也在生产方面,控制了整个整个的工业部门。在这个基础上就形成了极少数大银行、金融大王、金融巨头的空前未有的统治,他们实际上甚至把最自由的共和国都变成了金融君主国。”这就是共产国际在1920年对国际形势中帝国主义因素的分析。那么,100年后,帝国主义怎么样了呢?当代理论家的答案同样是深刻的。萨米尔·阿明指出:“我们已从1890到1970年间形成的垄断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特征是对资本的控制的集中程度达到了更高水平。于是所有生产形式都简化为分包状态,从而使得垄断者能够以垄断租金的形式侵吞剩余价值不断增加的部分。这个发生在1975至1990年这一相对短暂时期的质的飞跃,表现为垄断所有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寡头集团所取得的权力。这样,我们就从历史上的各种‘具体的’资本主义进入我称为‘抽象的资本主义’的阶段。”总之,经过100年来的发展,垄断达到了新的高度。不仅全球主要的资本和产业链条掌握在少数跨国公司手中,国家也越发忠实地充当垄断资本的工具。国家和垄断资本前所未有地勾结在了一起,利用国家权力将垄断资本的意志贯彻到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中去,从而使垄断资本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控制越来越绝对。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仍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而且是加强版的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时代曾经出现过的种种矛盾和斗争,我们恐怕大都需要重新经历一遍。

  第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

  “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代替了自由竞争;银行以及资本家的同盟准备了一个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机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发展引起了物价的高涨和辛迪加对工人阶级压迫的加重,工人阶级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奴役,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遭到巨大困难;帝国主义战争造成惨祸、灾难和破产,——这一切就使目前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开始。只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才能把人类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绝境中解救出来。不论革命有什么样的困难,可能遭到什么样的暂时失利,不论反革命掀起什么浪潮,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的革命在俄国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贫苦农民即半无产阶级的支持下开始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这一运动的苏维埃形式即旨在直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在各地的出现和发展,特别是奥匈帝国和德国的革命的开始和发展进程,都清楚地表明,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纪元已经开始。”“革命已经超出一国范围,世界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从前,通常都是说某一个发达的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认为这是个别的独立自在的现象,而以个别的民族的资本战线为敌方。现在,这种观点已经不够了。现在必须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个别的民族的资本战线已经变成所谓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整个链条的各个环节,必须拿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总战线来对抗这个世界帝国主义战线 。从前,总是把无产阶级革命看做纯粹是某一个国家内部发展的结果。现在,这种观点已经不够了。现在首先应当把无产阶级革命看作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各种矛盾发展的结果,看作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在某个国家内破裂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叙述和论断不仅是理论分析,更多的是历史事实。有人用1970年代以后革命的消退来否定帝国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特征,但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帝国主义时代的重要特征并不是每天都发生的,总会有高潮和低潮,来潮和退潮,但它必然会伴随帝国主义的一生,并最终在革命中埋葬帝国主义。用低潮和退潮来否定整个时代的特征既是形而上学的又是不合逻辑的。斯大林对此有清楚的解释:“列宁说过,在我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便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即世界革命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冲突和战争、进攻和退却、胜利和失败的时代,这是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走向胜利的时代。……世界革命时代是一个新的革命阶段,是包括好多年也许包括几十年的整整一个战略时期。在这段时期内可能有而且一定有革命的退潮和来潮。”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我们进入了第三个战略时期即革命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战胜资产阶级。这个时期会持续多久,很难说。但是毫无疑问,这个时期无论如何是很长的,同样毫无疑问,这个时期也会包含着来潮和退潮。世界革命运动目前已经进入革命退潮时期,但是这次退潮由于许多原因(关于这些原因我在下面还要谈),一定会被来潮代替。来潮可能以无产阶级的胜利来结束,也可能不以胜利来结束,而被新的退潮代替,但是新的退潮也一定会被革命的新的来潮代替。现今时期的取消派说,已经出现的平静现象是世界革命的末日。但是,他们弄错了,正像他们过去在我国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弄错了一样,那时他们把革命运动的每一次退潮都看成革命的毁灭。这就是在革命的每个阶段内即每个战略时期内的起伏情形。这些起伏说明什么呢?它们是不是说明,列宁关于世界革命的新时代的论点已经失去意义或者可能会失去意义呢?当然不是!它们只是说明,革命的发展通常不是直线上升,不是继续不断地向上高涨,而是要经过曲折的道路,经过进攻和退却、来潮和退潮的道路的。在发展进程中来潮和退潮锻炼了革命力量并且准备了革命的最终胜利。这就是已经到来的革命退潮时期的历史意义,这就是目前我们所处的平静时期的历史意义。”无产阶级革命自开始以来已经经历过多次的退潮了,现在就是又一个退潮期,但这是这个时期的特点而不是整个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这个时期与整个帝国主义时代相比是短暂的,一定会被革命的来潮期和高潮期所代替。对此,无产阶级必须做好准备。“总而言之,资本主义在转化为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是一个枯燥的和很长的过程,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它走完。但在纲领中指出这一过程是必要的。”

  第三,帝国主义时代是资本主义向更高形态过渡的历史阶段

  列宁明确地指出:“垄断是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制度的过渡。”“根据以上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的全部论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这里清楚地表明,之所以说资本主义现在是垂死的,就是因为它已经进入了向更高级的制度过渡的阶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历史必然性呢?“首先必须把从民族运动的角度来看根本不同的两个资本主义时代严格区别开来。一个时代是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崩溃的时代,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和国家形成的时代,当时民族运动第一次成为群众性的运动,它通过报刊和参加代表机关等等途径,以不同方式把一切阶级的居民卷入了政治。另一个时代,就是我们所处的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全形成、宪制早已确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抗大大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可以叫做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已经由原先反封建主义斗争中的民族解放者,变为最大的民族压迫者了。资本主义已经由进步变为反动,它使生产力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使人类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过渡到社会主义,要么一连几年、甚至几十年地经受‘大国’之间为勉强维持资本主义(以殖民地、垄断、特权和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作为手段)而进行的武装斗争。”有人因为资本主义仍然存在就说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就因此否定列宁的这个论断。只看某个时间点的状态而不看历史趋势,或用时间点上的状态代替历史趋势,看不到这个时间点和下一个时间点的联系,这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完成了它所能完成的一切而转向衰落的这样一种状态。这是一个并非社会党人虚构,而是存在于实际关系之中的特殊的时代。当前的斗争就是为了瓜分剩下的一点地盘。这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项历史任务。这个时代将延续多久,我们无法断言。这样的战争可能会爆发若干次,但是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完全不是过去那种战争,因此,社会党人面临的任务也在发生变化。” 过渡的时间将延续多久确实无法断言,而且列宁把瓜分剩下的一点地盘当作资本主义的最后一项历史任务恐怕也言之过早。现在殖民体系已经瓦解,帝国主义采取了新的形式,看来资本主义还有许多历史任务有待完成,比如最近40年就完成了全球化。但这又能怎样呢?“不难理解为什么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因为从资本主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垂死状态,是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帝国主义造成的大规模的劳动社会化(即辩护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称之为‘交织的现象’),其含义也是一样。”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全球化就是这里所说的大规模的劳动社会化。经过这个阶段,世界离更高级的制度是更近了还是更远了?

  还有一种理论,说“事实上有两个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一个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序列中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那个社会主义社会。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起来后,会有这么一个时候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无法容纳已经发展到如此高度的社会生产力,于是社会经济制度就会发生变革,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这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就是我在这里说的第一个涵义的社会主义社会。 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从来没有过。 它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和至今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知识,由克思最早做出的科学论断。……同这一种涵义下的社会主义社会不一样, 还有另外一种涵义下的社会主义社会,那是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社会主义社会是某些国家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由该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夺得政权、剥夺了资本家的财产而建立起来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在俄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这种第二个涵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都是这种涵义下的社会主义。这些国家里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并存、与资本主义处于竞赛中的社会主义社会。总之,前面说的第一个涵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不会再变成资本主义社会,而后面说的第二个涵义下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有再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在俄国和东欧已经转化成为现实。当然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条道路——改革。经过改革,争取这个国家得以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这段话的潜台词其实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说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不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和至今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知识,由克思最早做出的科学论断”的那种社会主义,是违反历史规律的,因而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存在的,要么变回资本主义要么改革,但是真不知道在这个逻辑下改革和变回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其实作者也承认他说的第一种涵义的社会主义是“只是抽象的、观念上的东西”。是的,马克思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来都从客观和现实出发。社会主义根本不可能从所谓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中直接变出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已经使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且这个过渡在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首先发生了,这就是过渡的具体的历史事实。当然,社会主义确实倒退回去了,但过渡能避免这个过程吗?出现这个过程就说具体的、现实的社会主义不符合抽象的、观念的社会主义,这除了否定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别的意义吗?柏拉图的学生在吃饭时说还有一个理念上的鸡。他父亲说现在我们有两只鸡了,你吃理念的鸡,我吃现实的鸡。让理论家去吃理念的鸡吧,我们吃现实的。

  第四,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

  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是列宁主义时代观的一个重要命题。每到和平时期,总有机会主义者试图否定这个规律并鼓吹永久和平。所以,我们有必要认真研究这个问题,特别是在目前和平面临严重威胁的时候。列宁是从时代的基本特点来考察战争问题的,这是我们特别需要掌握的分析问题的方法。在帝国主义时代,为什么战争不可避免呢?列宁是这样分析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瓜分势力范围、利益和殖民地等等,除了以瓜分者的实力,也就是以整个经济、金融、军事等等的实力为根据外,不可能设想有其他的根据。而这些瓜分者的实力的变化又各不相同,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托拉斯、各个工业部门、各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是平衡的。如果拿半个世纪以前德国的资本主义实力同当时英国的实力相比,那时德国还小得可怜;日本同俄国相比,也是如此。是否‘可以设想’一二十年之后,帝国主义大国的实力对比依然没有变化呢?绝对不可以。所以,资本主义现实中的(而不是英国牧师或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的庸俗的小市民幻想中的)‘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所有帝国主义大国结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两次战争之间的‘喘息’”。资本主义制度不是消除矛盾的制度,而是制造矛盾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中存在着永恒的斗争,而斗争有的是非对抗性的,有的是对抗性的,有时采取和平的形式,有时采取战争的形式,谁也无法为永久和平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二战结束后世界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和平时期,这是有特定原因的。主要是两大阵营势均力敌,而且双方都拥有足以毁灭世界的核武器,任何一方都没有赢得战争的可能,所以斗争只能限制在不发生毁灭性战争的限度内。但如果失去了这个限制条件,就很难说了。另外,列宁强调资本主义发展是不平衡的,必然要根据新的力量对比来重新划分权利关系,这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和战争的根源。这个根源的现实表现足以值得人们高度警惕。另外,在帝国主义时代不仅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也不可避免。“如果忘记任何战争都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那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现在的帝国主义战争是两个大国集团的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而这种政治是由帝国主义时代各种关系的总和所产生和培育的。但是这个时代又必然产生和培育反对民族压迫斗争的政治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政治,因此就可能有而且必然会有:第一,革命的民族起义和战争;第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和起义;第三,这两种革命战争的汇合等等。”

  战争不可避免不等于没有和平。在帝国主义时代仍然有和平时期,也不排除争取和平的可能,经典作家从来没有否定这一点。有人指责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在二战结束后没有认识到主题转换为和平与发展,抱着战争与革命的旧主题不放,以至于忽视经济建设甚至导致国家遭受严重挫折。事实上,尽管二战结束后冷战接踵而至,但毛泽东早在1950年就指出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中国可以放手进行建设。他说:“目前的国际情况对于我们是有利的。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线比去年更为壮大。世界各国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人民运动有了发展。……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中苏条约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地和较快地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又正在推动着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国民党反动派所散布的战争谣言是欺骗人民的,是没有根据的。”这就是说,如果说不打世界大战就是和平,那么毛泽东不可能看不到连瞎子都看得到的这个事实。问题在于,他比那些八、九十年代乃至更晚的先知先觉者至少早三、四十年看到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但毛泽东从来不用形而上学的方法看问题,他不仅争取和平,也准备打仗。“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最后一条,就是准备反侵略的战争。头一条讲了双方怕打,仗打不起来,但世界上的事情还是要搞一个保险系数。因为世界上有个垄断资产阶级,恐怕他们冒里冒失乱搞,所以,要准备作战。这一条要在干部里头讲通。第一,我们不要打,而且反对打,苏联也是。要打就是他们先打,逼着我们不能不打。第二,但是我们不怕打,要打就打。”总之,最更重要的是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问题,要做两手准备,要看到事物的转化,不能一看到和平就找一切能够找到的理由论证和平的永久性,就把准备战争说成大逆不道。毛泽东指出:“在他们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只是互相排斥,毫无联系,战争不能转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转化到战争。列宁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话:‘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形而上学,割断联系,看不到转化,是机会主义惯用的思想方法。对此,列宁曾尖锐地指出:“考茨基用甜蜜的谎言做幌子,偷运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机会主义小市民的货色,妄说‘没有什么东西要通过打仗来争夺’。恰巧相反,现在对资本家来说不仅有要通过打仗来争夺的东西,而且如果想要保存资本主义,他们不能不打仗,因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如果不用暴力手段来重新瓜分殖民地,就不能得到比较老的(又比较弱的)帝国主义列强现在享有的那些特权。”事实上,准备打仗目前对中国来说具有重要而且紧迫的现实意义。

  三、大转折的历史阶段已经开始

  帝国主义时代开始以来的历史是充满划时代剧烈变化的历史。迄今,这个时代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历史时期。一是从20世纪初到1970年代,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兴起和高涨的时期,是人民民主取得伟大胜利的时期,是帝国主义丧失世界主导地位的时期。二是从1980年代直到现在乃至未来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是社会主义全面变质和衰落的时期,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时期,是帝国主义实现新的发展并重新取得世界主导权的时期。但实际上这只是第二个历史时期的第一个阶段。现在,这个时期的第二个阶段已经开始,在深刻的危机和巨大的混乱中,历史性的转折已隐约可见。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处于帝国主义时代第二个历史时期的后半段,即历史的转折点上。我们的任务是为下一个历史时期的到来做好准备。

  刚刚过去的那个阶段就是全球化阶段或全球化时期。随着撒切尔和里根等人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相继登上历史舞台,以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成为世界范围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模式。新自由主义是进攻性的战略武器。资本主义拿着这个利器由退守、相持转入了全面进攻,进而实现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全球扩张。跨国资本不仅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建立全球统一市场,还摧毁了几乎一切壁垒,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为目的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和劳动力,从而使生产社会化水平达到全球规模。但资本主义生产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物的生产,也是社会关系的生产。在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球配置的同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向全球扩张。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实际上,资本主义永远需要新空间。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冷战后的全球化时期相对快速、平稳地发展,除了科学技术等因素外,最关键的就是社会主义垮台从而给资本主义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也就是说,没有社会主义的垮台就没有这一轮全球化,就没有这40年资本主义的繁荣。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全球化时期形成了美国主导的单极全球霸权体系。这个体系的支柱是以西方七国为核心的新帝国主义集团,以及以它们为核心的经济共同体,价值观共同体以及军事同盟。在这个体系中,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不是单纯的力量对比关系,国家不能被看成物理意义上的刚体。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在世界经济链条中的地位以及文化特征,特别是与霸权国家的权力关系都是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所以,单纯地深化经济关系根本不可能必然地加强政治和安全互信。然而无情的本质和潜在的危机都被繁荣掩盖起来了,而之所以能够掩盖是因为很多人习惯于这样认识问题。

  但好景不长,资本主义在它全球化的过程中以及充分地全球化以后,当过剩的商品、产能和资本又无处可去的时候,严重的危机再次出现。从1990年代以来,危机的各种征兆不断出现。例如1994年的墨西哥萨帕塔起义,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的西雅图反世界贸易组织(WTO)运动,2001年的巴西阿雷格里港世界社会论坛,2001年的“9·11”事件以及随后发生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阿拉伯之春,多次颜色革命,占领华尔街,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2010年代以来右翼势力的快速膨胀,2020年的英国脱欧,以及不断升温的贸易摩擦和大国对抗。不幸的是,尽管紧张气氛明显地渐趋浓厚,可主流政治家和资本家们还是满怀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心情畅想未来。直到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美梦一夜之间变成了噩梦。噩梦的突出特征就是右翼主导的全球化的逆转。回想1990年代以来,全球左翼发起了多次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活动,并提出了“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口号。但遗憾的是,这仅仅是一个口号。左翼只表达了美好愿望,但始终没能提出有力的措施来终止这个他们不喜欢的全球化,更多的则是希望对其加以改良。于是,带着对此起彼伏的抗议的蔑视,全球化我行我素地深化着种种矛盾,特别是撕裂社会。根据国际慈善组织乐施会(Oxfam)2020年的最新报告,2153个亿万富翁拥有的财富比占世界60%人口的46亿人还多。“我们败坏的经济正在以损害普通男女为代价让亿万富翁和大公司发财。难怪人们开始质疑亿万富翁是否应该存在。”乐施会指出,“极端贫困已经失控。亿万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与此同时巨额的报酬流向在最顶端的那些人。”也就是说,对多数的所谓低端人口来说,全球化远不像它的鼓吹者描绘的那样美妙。问题是,这种问题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地带也同样严重。“美国国内收入非常不平衡,根据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估计,美国 1% 的人口的收入占美国整个国家 GDP 的 20%,10% 的人口拿走了 50% 的 GDP。发达国家中,全球化的受益者主要是最富有的小部分人,大多数普通家庭的实际收入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增长,而最富有阶层的收入所占比例回到了二战前的水平甚至更高。”此外,在全球化过程中,由于生产大量向低劳动力成本国家转移,美国出现了严重的制造业空心化,传统产业的白人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下降,美国的工业地位也因扭曲而被动摇。与此同时,由于在全球化过程中外国移民大量涌入,白人在美国人种结构中的占比不断下降,严重的社会分化最终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找到了出路。2016年,代表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的特朗普向全球主义资产阶级精英集团发起挑战,平时无足轻重的下层群众这时坚定地站到了特朗普一边,从而以选举的方式实现了一次和平的民粹主义革命。

  这是一场深刻的阶级斗争,是民族主义资产阶级联合工人阶级与全球主义资产阶级精英集团进行的斗争,目的就是终结被全球主义精英集团操控并为其利益服务的全球化。而且,不仅如此,这场斗争还包含着深刻的种族和文化内容,因为在全球化过程中,随着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美国人口结构特别是种族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Census Bureau)2020年的报告,1980年白人占美国人口总数的80%,2019年这个数字降到了60.1%,而在16岁以下人口中,白人则不到一半。照此趋势发展下去,用不了多长时间,白人就会失去在美国种族中的主体地位,甚至成为少数族裔。这就带来一个问题,美国将是谁的美国?相应地,美国建国时所具有的那些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性将不复存在,美国很可能拉美化。这是多数美国白人不愿看到的。对他们来说,美国是实现清教徒理想的山巅之城,是世界的灯塔,是与众不同和独一无二的,所以他们绝不容忍美国拉美化或非洲化。就这样,阶级矛盾、种族矛盾、文化矛盾交织在一起,造成了美国巨大的政治危机。这是一场全球主义、精英主义、文化多元主义与保护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的大搏斗。在这场斗争中,双方的阵营和界线非常复杂。大体而言,跨国资产阶级、建制派精英集团、社会民主党类型的中左政党、女权主义者、多元文化主义者、同性恋支持者、大麻合法化支持者、外来移民等属于一个阵营,主张全球主义,支持全球化。他们来源复杂,很难分出主体种族。而主张捍卫传统国家特性,坚持传统社会价值观,强调传统工业重要性,反对经济过度虚拟化的群体则站在另一边,反对全球化。他们以本国白人为主体。按照现在的政治光谱,前者被称为左派,后者被称为右派。在这种政治光谱下,左派主张全球主义、精英主义、自由主义,支持全球化,而右派主张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反对全球化。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过程中,许多左翼政党要么由红变粉,要么羊头狗肉,基本上成为全球主义精英集团的伙伴或盟友。对此,沃勒斯坦尖锐地指出,“对全球左翼来说关键问题不是组织机构而是头脑清醒”。“他们(掌权的既得利益者)会给虚假的改革穿上招人喜爱的外衣。只有仔细的分析才能让全球左翼避免落入他们的圈套。”值得注意的是,沃勒斯坦这里所说的左翼是革命左翼或激进左翼,与拥抱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转型左翼不同,也与流行政治话语中的美国“白左”之类的概念有本质区别。同样,萨米尔·阿明也分析说:“现在西欧社会民主政党或社会主义政党执政与普通传统右翼政党执政没有区别。他们都是社会自由主义者。这意味他们与全球垄断资本的政策结成了同盟。”正是因为许多传统左翼政党都似是而非,处在历史性、世界性结构重组中的无产阶级失去了指路的明灯,从而陷入迷茫。而就在此时,维护和终结全球化的两方还在角力,中间势力和右翼势力还在拉锯,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幽灵又开始在世界各地徘徊,新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也若隐若现。总之,世界政治陷入了严重的混乱。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个危机和混乱不是一个孤立的或局部的事件,而是整个世界体系的系统性危机。

  这是一个危险的时期,世界处在危险的转折点上。全球化时期在一片混乱中千疮百孔,难以为继了,那么接下来是什么?方向在哪里?还会像冷战结束后那样再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吗?恐怕很难。整个地球几乎都被资本主义充满了,资本主义还能向哪里扩张?所以,要想再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首先要经过一场大级别的斗争,这是目前最为现实的前景。萨米尔·阿明指出:“这是一个体系性的危机。它是L型危机。U型危机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正常类型,它意味着导致经济衰退的同样的合理性在经过一些比较小的结果变化后仍能带回增长。L型危机意味着体系不能走出经济衰退。它意味着整个体系必须被改变。这不是小的结构变化。它意味着我们已经达到了资本主义陷入衰落的转折点上。但衰落是一段非常危险的时间。因为资本主义当然不会安静地等待它的死亡。为了保持它的地位,保持帝国主义中心的霸权,它会变得越来越野蛮。这就是问题的根源。”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的斗争。冷战结束之初,无论曾经的哪个阵营,都有人幻想制度趋同后就会消除斗争,只有和平竞赛,比如综合国力竞争之类。但这除了说明理论和政治的退化外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列宁曾经指出:“请把考茨基关于‘和平的’超帝国主义那种愚蠢可笑的胡说,拿来同经济政治条件极不相同、各国发展速度等等极不一致、各帝国主义国家间存在着疯狂斗争的实际情形比较一下吧。难道这不是吓坏了的小市民想逃避可怕的现实的反动企图吗?难道被考茨基当作‘超帝国主义’的胚胎的国际卡特尔(正像‘可以’把在实验室里生产片剂说成是超农业的胚胎一样),不就是向我们表明瓜分世界和重新瓜分世界、由和平瓜分转为非和平瓜分、再由非和平瓜分转为和平瓜分的一个例子吗?难道从前同德国一起(例如在国际钢轨辛迪加或国际商轮航运业托拉斯里)和平地瓜分过整个世界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金融资本,现在不是在按照以完全非和平的方式改变着的新的实力对比重新瓜分世界吗?”这里只要把瓜分世界换成争夺国际权力和势力范围,那简直就是对当前形势的描述。列宁当时批评的是由马克思主义退化为机会主义的第二国际,特别是其理论导师、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考茨基。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是在和平时期发展起来的,这似乎成了规律。几十年后赫鲁晓夫又提出和平竞赛,和平共处,和平过渡。但问题是:第一,和平竞赛也可以是你死我活的,最终不能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成了和平演变。第二,和平状态不一定能够保持,很有可能成为一厢情愿。冷战和平是一种特殊的和平,其持久性和普遍意义值得怀疑。值得警惕的是,当前的斗争已经不是竞赛、竞争这类概念所能描述的了,已经具有了你死我活的性质。此外,为非和平状态的出现做好准备也是当前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那么,经过一场大级别的斗争后会出现什么局面呢?一定会出现另一个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吗?不一定,恐怕具有多种可能性。现在一些富有洞见的有识之士已经把眼光放在更长远、更具根本性的问题上了。沃勒斯坦指出:“永远记住,我们生活在一个从现有的世界体系向某种不同的世界体系过渡的时代。这意味着,我们不能被全球化的花言巧语或别无选择的断言所欺骗。不仅存在着其他选项,而且唯一不存在的选项就是维持目前的结构。围绕着接下来的体系,将会有一场持续20-40年的巨大斗争。这是一场结果不确定的斗争。历史不站在任何一边。它这取决于我们所有人怎么做。但另一方面,这个内在的不确定性也给创造性的行动提供了伟大的机会。”大卫·哈维也指出:“他(马克思)看到资本的终结是因为阶级运动。我相信我的看法是和马克思一致的。资本主义不会自行了结。它必须被推开,被打倒,被废除。我不同意那些认为我们该做的只是等着它自己垮台的看法。在我看来,那不是马克思的立场。一切压制的企图都是无效的,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不只新自由主义,连资本主义都有问题。它显然没有也不可能履行它的承诺,对某种其他形式的政治经济组织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了。”这让我们想起了列宁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资本主义正在经历巨大的危机与混乱,历史正在转折,新的可能性已经出现。但转折不是自发的,转向哪里也不是宿命的,它需要自为的阶级去自觉地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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